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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绍强:民用煤清洁利用的障碍与机制

小编的话:

  2019中国农村清洁取暖高峰论坛暨清洁取暖县长论坛于3月22日在河北廊坊召开。论坛以“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推进农村清洁取暖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紧扣《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展开,与会人员围绕农村清洁取暖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新能源体系建设、清洁取暖政策规划等议题进行了交流。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张绍强理事长应邀在论坛发表了演讲,着重阐述了我国当前民用散煤利用现状、存在问题、新技术推广应用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障碍,并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相关政策方面给予支持。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报告全文,供各位学习。了解更多信息欢迎点击上方关注微信号“煤炭加工与综合利用”。


民用煤清洁利用的障碍与机制

张绍强


  2018—2019年采暖季总算“平静”的过去了,可能大家对上一采暖季“跑步取暖”的极端场面还历历在目。这个秋冬季的“雾霾”天数明显减少、PM2.5“爆表率”大幅降低,中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令人欣喜。这一方面印证了减少散煤无节制消费和改变不清洁的燃烧方式确实对防治大气污染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一味抱怨煤炭这个“背锅侠”确实也很冤枉,煤炭只要清洁化利用,控制住污染不是很困难的问题。

  根据统计资料和行业掌握的情况分析,2018年我国煤炭的消费总量比最严厉的“一刀切去煤化”的上年同期净增了1.6亿t,虽然拼尽蛮力经过2个采暖季跨3个年度的“煤改气”、“煤改电”和严格的限煤措施,这个采暖季民用散煤消费总量实际削减只有1 600万t左右,在我国整个煤炭消费总量里差不多只是“毛毛雨”。据我们的典型调研了解,上一采暖季已经完成“煤改气”、“煤改电”的偏远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用户,这个采暖季又“返煤取暖”现象比较普遍,也正因为“宜煤则煤”的政策调整和散煤清洁化利用的共同作用,以及多策并举、多能互补实事求是的精准施策,才使得这个冬季取暖民怨没有沸腾、雾霾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说到中国的能源,现阶段的话题还离不开煤炭。高喊“去煤化”、“弃煤化”、“减量替代”,甚至马上要“革煤炭的命”,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在2018年全社会能源消费增量1.5亿t标煤里,在“减煤和环保”双重高压政策下,煤炭增量还是占了消费增量的大多数(1亿t标煤),事实也证明其他所谓的清洁能源还没有发挥多大的代煤作用,不能想当然。

  反观被寄予厚望的“清洁能源-天然气”。天然气本身的优势毋容置疑,NOx排放量大的问题暂且不提。但是这些希望的基础必须是建立在有足够的天然气保障供应的大前提下,气源是“刚需”,打不着火就要吃生食,就要“跑步取暖”。

  2017年我国天然气表观消费总量2 373亿m3;2018年2 766亿m3,比2017年净增393亿m3,按照折标算,仅相当于增加了5 300万t商品煤,可是投入的人力、财力以及消费者付出的成本,远远超出3倍的概念。在电力消费增量保障中,风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发电也还没有起到支配性的作用。

  能源革命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大趋势和新要求,我国能源转型发展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要抓紧推进,我们都期待高碳化石能源能早日被替换和淘汰,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国人口这么多、经济总量这么大,而且尚处于发展中,能源消费是“刚需”,必须实事求是、多策并举、稳步推进,不宜操之过急。污染治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指望立竿见影、期待快刀斩乱麻,不接地气的政策措施很难持续。

  针对“民用煤清洁利用的障碍与机制”的主题,我谈几点意见与大家商榷:

  一、由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限制,中短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和民生能源绕不开煤炭、离不了煤炭,只有在循序渐进、稳步推进“清洁能源替代”的同时,加大、加强、加快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才是务实的办法,不能漠视更不能扼杀。“革煤炭的命”还为时过早。

  根据最新的资料,经过近些年对石油天然气的高强度开发,在我国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总量中,煤炭占比已经高达97%以上,石油、天然气探明资源量占比在进一步下降。2018年我国天然气自产1 610亿m3,进口1 254亿m3,表观天然气消费总量2 766亿m3。看起来数字很大,容易造成误解。按照天然气最理想的热效率计算,事实上2018年自产的1 610亿m3天然气仅相当于2亿t不到的商品煤的总能效,全年消费的2766亿m3天然气只相当于3.75亿t商品煤的总能效而已,还不到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10%。但是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上升到45%,其增长率大有追赶石油对外依存度70%之势。我国天然气的进口来自哪里?最近的管道天然气来自中亚、南亚、西亚和俄罗斯,管输距离动辄5 000~6 000 km;进口的LNG大量来自北极、澳洲、南北美州,都在10 000 km以上,LNG运输船跑一趟也得一二个月。把我国如此巨大体量的能源需求全部依托在国外进口上,其保障是何其脆弱、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消费成本是何其高昂。

  立足我国自有的资源才是最靠谱、最踏实的选项,煤炭没有必要去强调曾经的辉煌和贡献,也没有必要寻求同情和怜悯。只有把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管好、用好,发挥好资源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才是明智的选择和长远可持续的办法。

  二、我国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门类很多,发展很快,效果十分显著;但是发展的还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迫切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管理部门要给予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进、发展、提高的机会和时间、空间上的支持。

  燃煤污染问题客观存在,所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各种清洁利用技术和装备持续研发、不断涌现,大量示范和推广事实证明,煤炭是完全可以实现清洁高效利用的,煤炭并不是环境污染“癌症”。

  造成燃煤严重污染的根源,是由于流通和环保监管不力、用户放任、消费者任性的共同作用引起的。我国燃煤数量巨大,燃煤器具大多原始落后,烟气排放无人过问,散煤掺杂使假成风,家家烧煤、遍地冒烟到了泛滥的程度。优质的好煤、好的燃烧技术和设备得不到推广使用。一到“雾霾”来了、PM爆表了,政府管理的手段就是行政命令,要求马上立竿见影,病急乱投医,动不动来个“一刀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漠视日常的煤炭清洁利用工作,出了问题把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怪罪在“煤炭”头上是不讲道理的。大米白面再好,没搞好食品卫生、没控制好摄入总量,吃多了也会积食生病,由此而去怪罪大米白面是不对的。

  我国目前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的进展,涉及的领域比较多,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原煤清洁化方面

  2018年我国原煤入选率达71.8%,入选总量超过26亿t。我国的选煤技术、选煤工艺、大型装备都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只要市场需要,用户提出煤质要求,都可以进行定制化生产。全国2/3以上的商品煤都是在出厂前就按照品种质量分选好的,怎么一到市场上就劣质煤泛滥,连我们从事全国选煤工作的同志都一头雾水,值得市场流通监管系统深思。

  我国燃煤发电

  接近70%的装机已经实现“超低排放”,而且还在向超洁净方向发展,其法定污染物排放比天然气发电的排放标准还要好得多。按照国家要求到2020年100%大中型燃煤发电机组都必须实现“超低排放”和能效提升,基本彻底解决了燃煤发电的污染问题,过去认为燃煤发电污染是“不治之症”,现在已经较好解决。

  我国的现代煤化工技术和产业

  虽然起步不到十年,但煤化工产业取得的成就震惊世界,其清洁化程度、其烟气超低排放水平都很高,绝不亚于最好的油气化工企业的清洁生产和环保排放水平。大家耳熟能详的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甲醇二甲醚、煤制乙醇、乙二醇、芳烃示范企业的水平都很高,水耗、能耗、污染物排放水平都大幅度下降,实现了超低排放,绝不再是前些年某些舆论所描述的那样不堪。

  传统煤化工和炼焦行业,以及新出现的低阶煤热解分质分级利用行业(兰炭),都在不遗余力的进行技术研发和绿色升级改造,也在努力实现超低排放。装备、工艺技术都在不断的完善和提高,超低排放是标杆,只要有要求、有需求、有时间,就一定能办到。

  仅是燃煤发电和大型现代煤化工这两大领域,就已经解决了我国70%的煤炭消费清洁化问题。我国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的发展,还为国家的油品能源战略安全保障增加了不小的底气,这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闯出来的一条“好路”。

  散煤的清洁利用

  对散煤利用的治理,虽然是个“硬骨头”,但也不是 “不治之症”,我国已经研发示范成功了一批好的技术、好的装备,也实现了超低排放的水平,同样验证了“散煤污染”问题完全可以治愈。散煤利用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分工业用和民用两部分,现分别做简要介绍:

  一是大中型工业锅炉,包括集中供热供暖锅炉。这部分锅炉全国有47万台之多,总蒸发量近300万蒸吨。工业锅炉用煤相对比较集中,完全可以走超低排放的道路。最新研发成功的中小型水煤浆流体化燃料与循环流化床锅炉配合,配套简化的烟气净化设施把关,很容易就实现了超低排放。新型的技术,现成的装备,投资也不大,运行成本也不高,燃料的生产、运输、储存全部密闭,锅炉运行完全智能化控制,排放标准完全达到改烧天然气的排放水平,已有不少示范工程实现了这一目标,综合成本只有“改气锅炉”的1/3,燃料费用都不需要财政补贴,是一项很好的清洁化方案。详见表1。

民用煤清洁利用的障碍与机制

  二是工业窑炉用燃气。研发成功的中小型兰炭固定床无排放连续气化炉,很容易就解决了窑炉燃气供应问题,无污水,无焦油,配合窑炉烟气净化控制系统,比较容易就实现了超低排放。详见表2。

民用煤清洁利用的障碍与机制

民用煤清洁利用的障碍与机制

  工业锅炉、窑炉燃煤污染控制问题,关键是要认真研究,也要允许人家研究,这才是治理的最佳方案。如果强行“统统枪毙”了,也就没有机会去实践、去检验、去改进和完善。如果简单粗暴不让治疗,不是癌症也要死掉。

  三是民用散煤。这是大家都觉得最头疼的部分,其实已有很好的改进措施,就是“好煤配好炉”方案。虽然目前看来做不到“超低排放”,其实也没有必要家家户户搞“超低排放”治理,因为过于分散,性价比太差。

  新的办法,一是采用民用兰炭配兰炭专用炉具;二是采用兖矿蓝天公司改性固硫抑尘型煤配解耦炉灶的新型高效炉具,相比传统的“老土灶正烧炉”,它们的排放可以降低80%以上,能效提高20~30个百分点,节煤近1/3,详见表3和图1。虽然型煤和兰炭单价高一些,但是从节约的燃料量中差不多就可以补齐差价。对不具备集中供热供暖和“煤改气”、“煤改电”或者经济承受能力有限的偏远小城镇、机关办公楼、中小工厂、学校、幼儿园和广大农村地区分散农户、农家大棚、养殖场所,是非常好的散煤清洁化取暖方案。设备投资不大,燃料几乎不需要财政补贴,供暖舒适性也要好得多。前两年强迫这些地方改气、改电很难持续,财政负担沉重,老百姓消费成本高,民怨较大,不少农户改完之后这个冬天又“返煤取暖”。

  因为民用散煤总量并不是很大,环境能容纳,不要过度听信“民用散煤排放比燃煤电厂污染物排放高10倍”这样耸人听闻的言论,只拿排放强度比、不拿排放总量对比是不客观的,包括宣传PM2.5有如毒气一般、碳排放如洪水猛兽等,恶意夸大渲染,容易误导决策。几种典型煤基燃料与典型民用新型炉具燃烧排放对比见表4。

民用煤清洁利用的障碍与机制

  在这里我想提出如下看法:

  一是现行的《高污染燃料目录》存在瑕疵,实施燃煤超低排放了还是“高污染燃料”吗?应该是《需要严格控制污染的燃料目录》才对,该政策存在定位不准、导向偏差、唯成分论,管理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控制烟气排放上。

  二是“禁燃区划分”政策应当科学细化。“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控被扩大成“2+26”个行政区域“禁煤”,各个行政区内都有大量的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乡镇村落,应当更科学、更细化,否则只能是弄虚作假,最后又不了了之。

  三是“限煤”政策,引起不少地方发改委(局)、环境管理等部门生硬应对,泥沙俱下,拒绝一切“涉煤燃料”清洁高效利用项目,严重挫伤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的积极性。人为加重“缺能”、“缺气”、“缺电”问题,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议有关部门把煤基清洁化燃料产品暂不计入当地耗煤考核总量指标,减轻地方管理部门的心理压力。

  三、我们有决心、有信心,也有技术可能性,在不远的将来彻底解决煤炭的清洁利用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独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煤基能源清洁发展道路,而且是事半功倍,不受制于人的发展道路。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东西南北气候差异大,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但是能源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基础条件,是“刚需”。未来二三十年内我国的基础能源还只能靠煤炭。虽然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不尽如人意,加大、加强、加快煤炭清洁化利用技术研发是我国的国情,是现实的办法。全社会所有燃煤用户、耗能用户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努力。

  目前,各种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和装备在不断涌现,都有较好的节能、提效、减排效果,一些更新型、更先进的技术都在不断露出“苗头”,只要政策给予一定时限的“发展空间”和资金、人力物力的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相信依靠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够最终解决好我国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包括碳排放问题。比如CO2矿化发电、煤炭深层地下气化、CO2循环利用、水煮煤、碳埋藏等项目都在开展试验。

  就民用清洁煤基燃料和高效炉具而言,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和管理人员,希望大家顺应新时代、新要求,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新型炉具的推广应用力度;转变发展理念,主动作为,主动停止生产和淘汰老旧低效高排放炉具;要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大胆引进新技术,尽快全面提升我国民用煤基清洁化燃料和新型高效低排放炉具的技术水平。(《煤炭加工与综合利用》2019年第04期)


刘在堂:神木兰炭清洁取暖实践情况


基本情况




兰炭,学名半焦,是无粘结性或弱粘结性的中高挥发分烟煤,在中低温条件下干馏,析出煤焦油、煤气后得到的一种固体炭质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电石、铁合金、工业造气、钢铁冶炼以及民用等领域。兰炭产业是神木、榆林地区的特色产业,实现了煤炭资源向固态、液态、气态三种能源的高效转化,是国家鼓励的煤炭分质分级、绿色高效利用的模式之一,也是神木榆林新时期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实践。



神木,位于陕西省北部,秦晋蒙能源金三角腹地,县域内蕴藏着丰富的煤炭、铁矿石、石英砂、岩盐、天然气等资源,其中煤炭探明储量达500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十二分之一,2017年4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神木地区低阶煤储量丰富,煤质挥发份高,非常适合分级提质利用,依托本地区优质煤资源逐步发展起来的兰炭产业,是目前公认的最经济、最高效的低阶煤分质分级利用模式,兰炭也是国家煤炭绿色高效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木建设有8个兰炭工业集中区,形成多条完整的循环产业链,建成46户年产60万吨及以上规模兰炭生产企业,年总产能3150万吨。2018年兰炭产量2204万吨,占全国兰炭产量的40%以上。




神木兰炭具有固定碳高、化学活性高、比电阻高、灰分低、硫低、磷低、铝低以及污染物排放低的特性。其固定碳:80-90,发热量:6000-7000,挥发分:6%-13%,灰分:7%-13%,全硫:≤0.4%,磷:<0.01。兰炭分为大料、中料、小料、焦末。



兰炭燃烧排放的PM2.5、致癌物有机碳(OC)、致霾物元素碳(EC)三项指标较烟煤均下降90%以上,与无烟煤接近;兰炭燃烧排放的SO2较烟煤降低57%,优于无烟煤。



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方面,一个是国家层面,原国家环保部在《民用煤燃烧污染综合治理技术指南》中指出,在煤炭资源丰富、经济条件较好且污染严重的地区优先选用低硫、低挥发分的无烟煤、型煤、兰炭和民用焦炭;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在《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指出,里面也把兰炭列了进去,加强散煤使用管理,积极推广优质无烟煤、型煤、兰炭等洁净煤。


2014年以来,神木政府务实推广,兰炭作为治霾利器逐渐得到国家、各地政府、专家以及广大居民的一致认可。2015年北京密云、昌平区开始使用兰炭,2016年,北京市继续补贴兰炭和炉具使用,密云、昌平、丰台、延庆、房山等8个区公开招标采购兰炭约30万吨。2016年,河北省共采购兰炭约300万吨。淄博2016年采购兰炭及洁净型煤共计60万吨,济宁33万吨。渭南市企事业单位、学校采暖也开始使用兰炭。江苏、辽宁、四川、吉林等地纷纷采购兰炭作为清洁燃料用于民用散烧、小型锅炉。




应用案例




在应用案例方面,主要就是兰炭加专用炉具,已经应用在民用小锅炉、中小锅炉、电站锅炉、兰炭工业气化炉等方面,在民用炉具方面,兰炭有很高的发热量,普通炉具里面的炉箅子很容易烧坏,因为它热量大、温度高、尤其是个别的农户老百姓他不习惯掏灰,灰堆起来炉箅子很容易就烧坏,所以在使用兰炭上,一定要专用使用兰炭炉具,可以使热效率转换成78%。中小锅炉方面,神木兰炭同易暖、孟氏锅炉、旺家等炉具企业合作开发兰炭中小锅炉,在辽宁、河北、江苏等地广泛应用,作为治霾利器逐渐得到社会各界认可。


民用小锅炉

中小锅炉

电站锅炉

兰炭工业气化炉



存在问题



近年来在兰炭推广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老百姓不了解兰炭的清洁性,认为其等同于散煤,却不知道兰炭的发热量高于普通烟煤。虽然价格略高于烟煤,但若采用更节能炉具,经济性并不高于烟煤;二是部分地方对禁煤工作期望值较高,希望一步到位,达到电和气的全面应用,对“炭”不敢大胆放开使用;三是兰炭在生产过程中受到的因素较多,产品质量时有波动,质量管理有待加强;“兰炭+专用炉具”的联合推广力度不够,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



努力方向



针对民用兰炭近年来推广的实践情况来看,整体效果良好,确定了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下一步我们将扩大兰炭生产,保证市场供应。进一步扩大释放产能,推进转型升级工作,保障市场兰炭需求量。加强品牌建设,维护消费权益。建设好“神木兰炭”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机制,并为民用兰炭购买质量保证保险。加强企业标准化建设,维护品牌形象。加大市场营销。扩大市场应用。加强与炉具协会的合作,联合推广兰炭+节能炉具。加强与重点用户的合作,保证质量,建立信誉,保障民生。


本文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煤化工最大的难题是清洁化利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煤化工最大的难题是清洁化利用

8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一派繁忙景象,第二届洁净能源高端论坛、煤甲醇制烯烃产业高端论坛、洁净能源知识产权联盟年会等多个会议在该所举行,折射出行业发展新动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甲醇制烯烃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中民,长期从事应用催化研究,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合作完成了多项创新成果并实现产业化,其中包括世界首次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性试验及首次工业化,世界首套10万吨/年煤基乙醇工业示范项目等,让我国在能源低碳催化、新兴煤制大宗化学品和清洁燃料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论坛间隙,刘中民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洁净能源和现代煤化工的焦点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煤化工最大的难题是清洁化利用

16亿元实施洁净能源战略先导专项 

中国能源报:据了解,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正在牵头筹建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并于近期正式启动了“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这些举措对于能源领域有何意义?

刘中民:创新研究院是要探索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促进创新和重大成果的产生,先导专项是重要的平台和抓手,没有这些战略性项目为载体,体制机制探索会非常困难甚至虚化。

今年4月正式实施的洁净能源先导专项,总经费16亿元,实行“可进可出、滚动式发展”的新机制,技术路线不仅注重现阶段多种能源的互补融合,更兼顾了我国能源发展从高碳向低碳直至无碳过渡中的技术需求,希望为构建我国互补融合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新体系提供技术支撑。

中国能源报: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筹建工作是否顺利?

刘中民: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由大连化物所牵头,联合中科院内12个能源领域研究所具体实施,是一种新模式,要先行探索以国家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去做大事,在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站在国家资源和发展态势上做研究,计划2019年建成,实现良性运行。

一个例子是大连化物所与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融合发展,虽有挑战,但很快就统一了规章制度和联合决策机制,融合一年后的两所服务区域企业正在转型升级。现在,全国的科研单位和大学普遍面临难以合作的共性问题,如果不在组织方式上做出改变,很难集中力量攻克重大难题,之所以现在分类改革,也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努力。

现代煤化工进入突破期 

中国能源报:您带领团队完成了世界首次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性试验及首次工业化,后来又主导研发了新一代甲醇制烯烃技术,该技术在哪些项目中得到应用?

刘中民:甲醇制烯烃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真正成功并被大型工业化应用验证的现代煤化工技术。目前在全国许可了24套工业装置,可以生产1400万吨烯烃。目前投产了12套,产值在每年700亿元左右,还在继续推广。

中国能源报:“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煤化工产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中民:煤化工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初步示范,“十二五”期间扩大示范规模,“十三五”期间将迎来新一轮技术再发展。

目前,煤化工单个产品就可以形成上千亿元的产值,煤制油可以达到几千亿元、煤制烯烃一两千亿元、煤制乙二醇一千亿元、煤制乙醇两三千亿元没问题,加起来可以论万亿。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潜力巨大,我国技术“局部领先、空间很大”。

中国石化联合会刚公布一组煤化工的应用数据,煤制油产能960万吨、煤制烯烃产能接近1000万吨占了全国的1/3,煤制乙二醇680万吨,煤制油两条路线,直接加氢液化和通过合成气间接液化都已经实现了高负荷运行,这些技术都是在中国从无到有并完成工业示范和规模化生产。

我认为最近煤化工的发展到了突破期,比如包信和院士带领团队在研究一氧化碳和甲醇耦合反应直接制芳烃,这是化学领域“圣杯”式的研究课题。

中国能源报:在您看来,我国煤化工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刘中民:煤化工最大的难题是清洁化利用。原料中越高的氢含量意味着越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中,天然气氢含量最高,煤炭含氢最少。我国国内面临环保压力,又签署了《巴黎协定》,如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发展、减排和环境的平衡,需要在国际大格局下思考。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煤化工论煤化工。在战略层面,国家早就在煤化工领域进行了布局,现代煤化工要进一步提高效率,同时还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通过储能和氢两个平台,实现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融合。



乔乃琛:清洁燃煤可比天然气排放还要低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散煤治理事关生态环境保护和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在当前散煤治理的各项措施中,以清洁能源替代和清洁煤炭替代劣质散煤是有效措施。在煤炭消费大省山东,近年来,散煤治理尤其是以清洁煤炭替代劣质散煤取得了明显效果。

山东散煤消费情况如何?采取了哪些长效治理措施?未来将如何布局深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局长乔乃琛。



中国能源报:山东近年来散煤消费情况如何?


乔乃琛:2017年,山东产煤1.3亿吨,位列全国第六;消费煤炭约3.7亿吨,占全国的10.6%,其中城市取暖和居民用煤约3800万吨左右,包含居民散烧1100万吨左右。

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散煤清洁化治理,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事关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近年来,山东煤炭行业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核心,树立“高碳资源低碳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发展”和对“坑口”“炉口”“烟口”的全过程管控两大理念,以及严格落实“三口”责任,通过建设质量标准、政策法规、清洁煤炭加工储备配送、质量检测监控和联合执法、科技装备支撑和综合保障六大体系,构建了“围绕一个核心、树立两大观念、落实‘三口’责任、构建六大体系”的“1236”长效管控工作体系。



中国能源报:您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去煤化”观点?


乔乃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个重要的“两山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留住“绿水青山”,就要系统解决大气污染物排放问题,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这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散煤治理必须贯彻落实的一个核心。

对于煤炭,山东煤炭行业树立了“高碳资源低碳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发展”观念。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0.4%,山东煤炭消费占全省能源消费总量80%左右;2009年开始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突破50%,2017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39%。

我国“富煤少油贫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内,煤炭作为最丰富、最经济、最有保障能力的能源资源,其一次能源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不会改变。

煤炭是由亿万年前的绿色植物经过复杂衍变而形成的,同其它能源一样本身并不“肮脏”。要破解当前“能源保障”和“环境污染”的难题,在大力实施能源结构调整、煤炭减量替代的同时,有效实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散煤清洁化治理,努力把黑色煤炭还原成绿色资源,把高碳资源变成低碳财富,既能安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又能有效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把好“三口”,清洁燃煤可比天然气排放更低



中国能源报:以山东为例,要实现散煤治理真正有效,

应重点把握哪些环节?


乔乃琛:坚持从源头抓起,实施煤炭生产、加工、储运、燃烧、转化全过程严格管控,最大程度减少或消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抓紧抓牢煤炭生产消费坑口、炉口、烟口的“三口”全过程管控,才能从整个产业链上保证散煤的清洁高效利用。

具体来说,“坑口”即清洁煤炭的生产加工,通过强化井下生产现场管理、提高煤炭入洗率、研制清洁煤产品等,确保煤炭企业生产加工出符合质量标准的清洁煤炭及其制品,包括洁净型煤、改性型煤、符合标准的洗选煤、优质无烟煤、水煤浆、高效煤粉及煤制油、煤制甲醇等。

“炉口”即“清洁煤炭+高效环保炉具”的配套使用,确保“好煤配好炉”。以民用燃煤炉具为例,普通花盆炉等传统老式炉具,污染物排放高,热效率普遍低于40%;而新型节能环保炉具,烟尘排放低,热效率能达到70%以上,有的能达到95%以上。既能够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又能够实现煤炭消费减量。



中国能源报:政府部门在这些环节上扮演何种角色?


乔乃琛:近年来,山东各级政府煤炭管理部门严格落实“三口”责任。

对“坑口”,各级政府煤炭管理部门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引导提供有效供给,生产加工出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清洁煤炭及其制品;

对“炉口”,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严控煤炭流通环节,加强炉具生产企业监督,提高炉具产品质量和节能环保性能,淘汰更换落后燃煤炉具,推广使用符合煤炭清洁利用标准要求的炉煤配套产品;

对“烟口”,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强化检测监控、环保设备设施升级改造和联合执法等,实现清洁燃煤超低排放或近零排放。

“三口”各负其责,同时又互动联动。



中国能源报:除了落实“三口”责任,

山东还为散煤治理提供了哪些制度保障?


乔乃琛: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散煤治理工作,将散煤替代和清洁化治理纳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山东省低碳发展工作方案(2017—2020年)》《山东省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实施细则》等。


中国能源报:标准缺失、执法依据不足一直是困扰散煤治理的难点,

山东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乔乃琛:我们坚持由大气排放控制标准倒排燃煤和炉具标准。2016年10月,山东省发布实施了民用散煤、民用型煤两个地方标准;今年我省将全面实施国家关于民用散煤、民用型煤的强制标准。



中国能源报:如何保障市场上清洁煤炭保质保量供应?


乔乃琛:在严控劣质煤流通的同时,为保障市场供给、平抑市场风险、便利群众,山东建立了省市县三级清洁煤炭加工储备配送体系。依托省级煤炭应急储备基地、大型煤炭企业、煤炭物流园区、清洁煤炭配送网点等,逐步建立起了政府主导下的省市县三级清洁煤炭加工储备配送体系。

其中,省级侧重于电煤保障供应,市级侧重于工业窑炉用煤和原料煤的配送,县级侧重于居民生活用煤保障供应。通过优化配置清洁煤炭加工、储备、配送三大功能,向煤炭精细加工和统一配送推进。

为保证清洁煤使用质量,我们构建了完整的质量检测监控和联合执法体系。围绕清洁煤炭和民用炉具质量检测监控,以省煤田地质局矿产资源检测研究院为主体,省节能服务中心和山东科技大学为两翼,构建省级检测监控体系,成立省煤质检测监控指导中心,市县两级配套整合现有机构、技术、装备和专家力量,逐步形成省市县三级检测监控体系。先后发布了2期检测机构推介目录、4期“煤炉匹配”产品推介目录,实行民用节能环保炉具和清洁煤炭统一检测、统一配送。



中国能源报:科技创新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散煤治理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乔乃琛: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高层次专家人才作用,以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签约了参与山东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院士3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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